立即付諸行動　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全球暖化

2023 年將會毫無疑問成為代表極端氣候的一年。過去八個月，社交媒體流傳大量有關氣候災難的照片和視頻，畫面令人震驚，當中包括智利、北美和南歐的山林大火，亞洲出現令人灼熱難耐的熱浪，以及吹襲非洲東南部的致命特強熱帶氣旋。氣候變化造成前所未見的威脅，是人類在21世紀面對的最大的挑戰之一。面對這挑戰，我們有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和優先工作。

今期FLASS FORWARD獲本院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張健緯博士親自撰文，與讀者分享他對氣候變化的觀點，預告若人類不立刻加強措施應對氣候變化將會出現的最嚴重後果，以及我們應採取什麼行動遏制這迫在眉睫的危機。張博士是一位資深的氣候學家，多年來一直身在英國和香港兩地關注氣候變化問題。在英國工作期間，他經常接受包括天空新聞（SKY NEWS）、彭博（Bloomberg）、第四台（Channel 4）、第五台（Channel 5）、LBC電台、Green TV、半島電視台（Al Jazeera）、STINFO、金融時報（Financial Times）等多家媒體訪問，就極端天氣、颶風、自然災害和災難管理等議題發表評論。

張博士取得牛津大學熱帶氣候學博士學位後，在倫敦金斯頓大學擔任講師和高級講師，負責講授環境危害和災難管理。張博士返港後加入全球五大再保險公司之一的法國再保險(亞洲)有限公司，擔任高級巨災分析師。在2017-2018年加入香港教育大學前，他曾於香港科技大學任教。除進行研究外，張博士熱衷教育下一代重視氣候問題。

 

張健緯博士

人類歷史曾經歷過不同年代的氣候變化階段。在過去一百萬年，地球至少經歷了五個冰河時期(glacial)，以及其間回暖的間冰期（interglacial），這大約每隔十萬年出現一次，而氣候變化意味溫度不斷升高。

我們需要強調的是，全球平均氣溫與一百年前比較雖僅上升約1°C，但在這一百年間卻是持續上升（圖一），而按照目前的上升速度，到 2040 年左右全球氣溫將會比工業化前水平高 1.5°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，2018年）。在這百年的上升趨勢中，有兩件事值得我們注意：首先，於最近數十年，氣溫正加速上升；另外，1.5°C的臨界點十分重要，因為由這引起的全球暖化效應將不容忽視。全球暖化增加了大氣的持水能力（每升溫 1°C 約增加 7%，Trenberth，2011年），即增加了陸地和海洋表面的蒸發量，這對大氣和海洋產生巨大且相互影響的連鎖反應。

從技術角度分析，溫度波幅在某標準範圍內仍可被視作正常，惟自工業革命以來，出現極端異常溫暖年份的次數大幅增加，情況卻令人擔心。

過去十年，我們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溫暖的年份，包括2015 年、2016 年、2017 年、2019 年、2020 年和2022 年（WMO，2022 年），以及2023 年在美國西南部、墨西哥、南歐和中國的極端熱浪。今年7 月 16 日，美國死亡谷和中國西北部的氣溫高達 52°C（CNN，2023年）；今年 7 月甚至刷新了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(NOAA) 的記錄，成為174 年來最高海面反常溫度的月份（+0.99°C）（NOAA，2023年）。

有人辯稱氣候變化只是自然現象，而不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。氣候變化無疑可能受自然界的力量影響，例如有關地球軌跡變化的米蘭科維奇週期（Milankovitch cycles）、聖嬰-南方振盪現象（ENSO）、太陽輻射量、火山爆發和地殼變動（即板塊移動 ）等自然現象。然而，米蘭科維奇週期以數萬甚至數十萬年計算；太陽輻射量增加理應令整個地球大氣層變暖，但目前暖化現象主要集中在大氣層底部(即地球表面)；火山也會令地球變暖，但發生的次數不足解釋今天暖化的情況；而板塊移動所能造成的影響更加只能以百萬年計算。

那麼，我們能否將2023年破紀錄的高溫歸咎於當前的厄爾尼諾現象(El Niño)呢？厄爾尼諾現像是由於東太平洋上的信風（trade wind）減弱，導致中太平洋海面溫度出現異常升幅，而太平洋中部溫暖的海面令上升氣流增強，改變了太平洋大氣的緯度環流，這可解釋東南亞熱浪的成因。

但歐洲出現的熱浪受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相對較小。在美洲方面，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在厄爾尼諾現像的影響下，未有出現太平洋急流向中性位置南移把水份帶入內陸的情況，而沒有形成過去經常吹襲南部的風暴；厄爾尼諾反導致橫掃美​​國西北以至東南部的地熱浪，令四角州份（即亞利桑那州、科羅拉多州、猶他州及新墨西哥州）、德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都錄得極端氣溫。2023年厄爾尼諾現象的全面影響仍未完全浮現，預計2023年聖誕節前後將持續增強，由於其影響存有滯後性，估計2024 年世界各地將遭受大規模的熱浪衝擊。

全球變暖是2023年極端高溫的元兇。人類活動，當中主要是通過溫室氣體的排放，肯定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因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，2023年）。過去數十年，亞馬遜流域、東南亞和剛果熱帶雨林的大規模林木砍伐導致嚴重土壤侵蝕，令沖溝、荒地和荒漠增加。非洲耕地的過度灌溉導致土壤鹽化和土壤侵蝕，進一步加劇荒漠化現象。過長的乾旱季節、沒有植被的地面及高反照效應（high albedo）等因素，都加劇了一些受乾旱影響地區的面積範圍和乾旱情況維持的時間，薩赫勒和中國西北部屬其中例子。

二戰後人口迅速增長和大規模都市化、工業化，推動了東京、孟買、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發展。由於農地變成城市土地、加上大規模建設和新鋪設的水泥地，來自家用和工業的硫酸、硝酸、甲烷和二氧化碳等空氣污染物成為溫室氣體，在熱島效應下積聚，進以加劇溫室效應。由於氣候變暖，極地的冰川和海冰融化，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，低窪小島國受沿海洪水破壞和淹浸威脅，令當地居民淪為氣候災民。

氣候變化與各種大氣、水文和生物危害之間的關聯性不容忽視。溫暖的大氣可為颶風和熱帶風暴的形成提供更多能量，對風暴途經的沿海地區造成嚴重破壞。研究證實，熱帶風暴形成的頻率可能正在減少（Chand等，2022年），但強度卻正在增加（Knutson等，2021年），2017年的Hato和2018年的Mangkhut 超強颱風便是當中例子。溫暖的大氣層為強雷暴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潛在能量和水分，導致出現極端洪水；此外，全球暖化亦會增加極端熱浪、乾旱和山火的機會（圖二）。

氣候變化明顯會為人類帶來災難，但大多數人若不是未完全忽視的話，就是仍遲遲沒有採取行動，紓緩全球暖化問題。目前，大多數人寧願應對眼前的危害，例如只顧構成可見威脅的颱風或洪水，而不正視這些威脅背後的深遠原因。

我們應明白氣候變化是氣溫上升、暴雨加劇所造成巨大影響的過程。安於現狀有機會令我們日後犧牲更多生命和承擔更多財產損失。為了盡量減少所受影響，並增強應對災害的韌力，抵御前所未見的破壞力量和規模，我們應該為各社區制定全面的危害和災難管理計劃。大家應切記，我們還未經歷氣候變化的最嚴重後果，地球越溫暖，這些危害的破壞力則越大。

燃燒化石燃料釋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暖化的主因，即使大多數國家正大規模利用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（中國）、風能（美國）、水力發電（中國）和潮汐能（英國），圖三顯示化石燃料依然為全球提供超過六成能源（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, 2023年）。

我們應面對現實：在目前情況下，完全停止燃燒化石燃料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人們越來越重視能源效益和節能，這意味著我們可用相同的能源提供更多的服務，並以更少的能源提供相同數量的服務，目標是減少每個階段（提取、轉換、運輸、輸送和使用）的能源損耗。

另一個方法是碳封存（carbon sequestration），即把二氧化碳長期儲存。有兩種方法可封存二氧化碳： a) 陸地封存利用土地管理方式實踐，透過濕地、土地恢復或植樹造林來去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； b) 地質封存/碳捕獲和封存（geologic sequestration/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）把二氧化碳進入大氣前抽走（通常在發電廠或主要排放源所在地），並將其注入地底深處或儲存在海洋中，但我們仍未能確定將二氧化碳注入海洋深處的潛在健康問題。

為了將全球暖化控制在 1.5°C 以內，全球排放量需在 2030 年前減少 45%，到 2050 年更需達淨零排放。有更多國家承諾到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，2022年）。全球已有 130 多個國家提出了到 2050 年或 2060 年實現碳中和目標（Zhao，2022年）。

從1988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開始對氣候變化進行研究，到1992年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的採納，多年來許多國家都同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大方向，並簽署了1997 年的《京都議定書》，為大多數最發達國家設定了溫室氣體排放限額；在2009 年《哥本哈根協議》，中國、美國和其他最不發達國家同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；在2011 年的《德班平台》，最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同意制定具法律約束力，並將於2020 年生效的溫室氣體排放量；2015年的《巴黎協定》得到各國同意，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2°C以下，其後修訂為1.5°C。自1995年以來，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（COP）每年召開一次會議，審查締約方提交的國家信息和排放清單，評估締約方所採取措施的成效，以及在實現公約最終目標所取得的進展。

然而，在國際利益衝突和各國經濟發展步伐不一的情況下，各方難以就如何減少使用化石燃料達成共識。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充分承諾，最終敲定的目標亦永遠無法實現。事實上，在實現碳中和或零碳目標方面，我們仍遠偏離目標。《格拉斯哥氣候公約》呼籲所有國家在2022 年底前重新審視，並加強各國對2030 年目標的自主貢獻（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），但截至2022 年9 月，各國僅提交了24 份新或更新的氣候計劃（聯合國， 2023年）。

爭論極端高溫是否在氣候波動或變化範圍內是毫無意義的，與其對那些本質上懷疑全球暖化是否存在的人抱任何希望，倒不如大家立即採取行動。假如我們袖手旁觀，一旦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上升超過1.5°C，到 2030 年代便可能會達到引發巨大氣候災難的臨界點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，2023年）。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警告在其氣候變化預測中，如一切依舊，到 2100 年氣溫可能會上升 4.1°C - 4.8°C。

即使我們現在停止排放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也會在大氣中停留300到1000年（Buis，2019年），不斷加劇溫室效應。通過將氣溫升幅控制在與工業化前比較增加1.5°C 以下的水平，高溫升幅才可望逐步消失。

我們必須立即採取共同行動，通過環境、社會和管治（ESG），以及環境、社會和氣候變化（ESCC）風險評估，讓政府、商界領袖和公眾了解氣候變化、氣候危害和環境可持續性之間的因果關係，這有助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，推動各界立即採取更重要的行動，來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。然而，若加劇的地緣政治和經濟保護主義持續，並因此減慢由化石燃料過渡至碳中和及淨零排放的步伐，地球可能會在未來陸續創出新的高溫記錄。

文中引用的參考請參閱英文原文。

(中文翻譯：潘紹忠；整理：張健緯博士)